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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國內某高校女生指控學弟猥褻，在沒有確鑿證據(jù)的情況下，公布了對方的私人信息，揚言讓其“社會性死亡”。該事件迅速成為輿論熱點，“社會性死亡”登上熱搜。有人贊同此類維權之舉，另一些人持批評態(tài)度，還有些人通過肆意公布女生的私人信息，對其謾罵攻擊。從法律的視角看，該事件的發(fā)酵過程，顯示出部分網(wǎng)民對人格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權益認知的薄弱。

“社會性死亡”并非負面詞匯，該詞最早出自美國作家托馬斯·林奇的《殯葬人手記》。他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：一是聽診器和腦電波儀測出的肌體死亡;二是以神經(jīng)末端和分子的活動為基準的代謝死亡;三是親友和鄰居所公知的死亡，即社會性死亡。托馬斯的本意是提醒人們要善待離世的人，因為其依然具有續(xù)存價值。然而，有些場景下，“社會性死亡”卻成了有些人肆意公布他人信息，并使其暴露在眾人凝視下的泄私憤行為，完全不顧對方的人格權益。要知道，以“社會性死亡”為目的的維權，或故意制造他人“社會性死亡”的行為，往往存在違法風險。

我國《民法典》第九百九十條明確規(guī)定“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、身體權、健康權、姓名權、名稱權、肖像權、名譽權、榮譽權、隱私權等權利。”其中名譽權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、聲望、才能、信用等的社會評價。第一千零二十四條規(guī)定“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、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。”除此之外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三十二條也明確規(guī)定“自然人享有隱私權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、侵擾、泄露、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。”顯然，以“社會性死亡”為目的的信息傳播行為，不但可能侵犯名譽權，也可能侵犯隱私權。

新媒體時代，新興傳播渠道，無疑擴大了大眾對外公諸其訴求的機會。新型媒介的發(fā)展方興未艾，我國對其采取的監(jiān)管措施，相對包容寬松。然而，有些網(wǎng)民不能誤認為 “動動手指”、“敲敲鍵盤”，便可以隨意踐踏他人的正當權利。

面對他人惡意制造的“社會性死亡”，個人要學會依法維權。諸多“社會性死亡”事件中，利益受損者往往缺乏個人信息保護的意識。我國的《個人信息保護法(草案)》明確規(guī)定“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，任何組織、個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權益。”公眾處理個人信息時，要明白個人行為“應當具有明確、合理的目的，并應當限于實現(xiàn)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，不得進行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信息處理。”實際上，即使基于個人同意而進行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，個人也有權撤回其同意。但遺憾的是，很多類似事件，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個人信息在網(wǎng)絡中傳播。

其次，“社會性死亡”之所以頗具“威力”，和助推事件發(fā)酵的傳播主體缺乏責任有關。無論自媒體還是傳統(tǒng)媒體，都具有“賦予人和事物知名度”的作用，故而要肩負起必要的把關職能。我國《互聯(lián)網(wǎng)信息服務管理辦法》第十五條規(guī)定互聯(lián)網(wǎng)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制作、復制、發(fā)布、傳播侮辱或者誹謗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信息。尤其當事實真相澄清后，發(fā)布信息的平臺應及時對相關不實信息予以刪除處理，而不是讓帶有侮辱性的信息繼續(xù)傳播，收割流量。

最后，個人權益受損后要學會救濟。一般而言，救濟分為三類：一是社會救濟;二是私力救濟;三是司法救濟。社會救濟有時也稱為社會救助，是社會基于同情和慈善的心理，對弱勢者行善施舍，多表現(xiàn)為暫時性的消極措施。對于遭受“社會性死亡”的受害者而言，社會救濟意味著能夠獲得同情和理解，甚至能夠獲得社會組織的支持與聲援。私力救濟指的是權利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，依靠自身的力量，通過實施自助行為來救濟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權利，比如自己澄清事實等。司法救濟則指當法律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，法院應當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，以最大限度地救濟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，最大程度維護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。

總而言之，以泄私憤為目的，發(fā)布不實信息，讓他人陷于“社會性死亡”的處境，本質上是以追求正義為幌子，裹挾社會情緒，侵犯他人人格權的行為。

(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)

聶書江